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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/12的胡歐會吸引全球目光關注，全世界都在關心這G2兩大領導人會面時的一言一行、一舉一動。其中，人民幣匯率改革議題更是熱門焦點，雖然熱錢湧入中國的壓力已經成為人民銀行的「不可承受之重」，但胡錦濤還是不改初衷地表示，「人民幣匯率改革不會在外部壓力之下進行」。
因此，雖然外界對於人民幣升值的看法莫衷一是，包括何時升值？升值幅度？升值相關作法？但唯一達成的共識是─人民幣升值「是遲早的事」。
因為，中國今年第一季經濟成長11.9%，不僅優於預期，更是全球第一，成長動能十分強勁。外匯存底更高達2.4兆美元，長期蟬聯世界第一，彭博社稱之為「史上最大泡沫」。以去年為例，中國的外匯存底在短短一年時間，就增加了4,530億美元，不僅多於比台灣現在的外匯存底，甚至也高於台灣一年的國內生產毛額。
外匯存底的來源不外乎貿易順差、直接外人投資與投機熱錢的湧入，而在中國經濟持續蓬勃、人民幣又不升值的前提下，中國的貿易順差只會不斷增加，其境內的通膨預期也將因此不斷被強化，一直攀升至中國官方無法忍受的地步。
所以，對於「不輕易向外部壓力屈服」的中國官方來說，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主要是來自內部，什麼「人民幣長期低估造成全球經濟失衡」、「人民幣升值可解決美國的失業與貿易赤字問題」等的言論，完全不在北京當局的考量之中。
至於熱錢大舉進逼中國，原因當然跟人民幣升值預期有關。根據外電報導，去年一年湧入中國的熱錢高達1,670億美元，今年第一季也有721 億美元，顯然熱錢湧入中國的速度愈來愈快，膨脹規模也愈來愈大。
而且這種情況只會繼續惡化、不會好轉，除非人民幣升值到與市場預期相符的水平，這也是中國官方操縱匯率所必須付出的代價。
如果人民幣最後終將升值，究竟會出現什麼情況？讓我們回顧一下新台幣在1986至1992年間升值58%的經驗：當年台灣因新台幣大幅升值，進而喪失廉價勞工優勢，使得勞力密集產業大舉西移中國，不僅影響經濟成長，也創造不少失業人口。
不過，道德經有云：「禍兮福所依，福兮禍所伏」，新台幣大幅升值所帶來的負面影響，也迫使台灣產業不得不積極轉型升級，一併也發展出高附加價值的服務業。
如果歷史按照相同的邏輯演進，人民幣升值後，中國將喪失其廉價勞動成本的優勢，勞動密集產業將進一步往內地移動，甚至遷徙到其他低所得國家，中國廠商勢必與昔日的台灣一樣，被迫展開全面性的轉型升級，往更具技術性的上游產業鏈發展。
倘若如此，台灣與中國將不再處於垂直分工的地位，而直接進入水平競爭的局勢，可能會嚴重影響台灣對中國的出口貿易，也就是說，如果台商的競爭力不能與時俱進，熬不過這回人民幣升值的嚴厲考驗，勢將在巨大的時代轉輪中遭到無情淘汰。
~~ 發表於2010/4/18聯合報 ~~
2010年4月10日 星期六
產創條例之我思我見
身為綜合報紙的財經記者，檢視政府重大財經政策，是無法逃避的責任與義務，這回，就拿爭吵不斷的產創條例小試牛刀吧！
我並不想討論產創條例中複雜的租稅優惠，留給經濟部與財政部官員傷腦筋；我比較想探討的是有關產創條例第20條之1的增修條文－「中小企業增雇一定員工，中央主管機關得給予補助」的規定。
該條文自經濟部研擬之初，就引發社會各界大肆批評，認為政府不宜將這種短期的「救失業」權宜之計，堂而皇之地明定在法律當中，又適逢五都選舉在即，更是坐實在野黨永不間斷的綁樁、買票之議。
但持平而論，國內中小企業向來對於穩定社會就業安定，具有居功厥偉的效果。
根據主計處最新的工商普查資料發現，我國中小企業涵蓋的就業人數占總就業人數的比率高達76.6%，其所生產的財貨總值雖然遠比不上所謂的「全球前五百大企業」，但他們所生產的每一分一毫、所創造的就業人數，甚至是每年繳交的稅負，都是扎扎實實貢獻在台灣境內，對於我國整體經濟成長與財政健全的助益，其實是遠高於大型跨國企業。
或許會有人說，「產業創新條例」的本意是希望促進國內投資及帶動產業升級發展，只要符合資格者即可適用相關租稅優惠，無須特地為中小企業量身設計。
但仔細翻開產創條例的四項租稅優惠範圍，不論是研發、人才培育、物流中心或營運總部，非達一定規模的大型企業都無法符合資格，這樣的設計對中小企業來說，無異是「看得到、吃不到」，「口惠而實不至」。
邏輯上來說，想要扶植任何企業成長都必須審時度勢，在關鍵時刻提供關鍵支援，以成就企業日後壯大的可能契機。所謂的「關鍵時刻」最有可能出現在企業草創之際，或是如金融海嘯般百年難遇的經營危機；而「關鍵支援」就是由政府提供反景氣補助，幫助其度過財務困難的慘澹時期。
也因此，產創條例第20條之1，就是希望將這種發揮「臨門一腳」的關鍵角色，明定在法律之中，並賦予主管機關是否決定補助的權力。
更何況，如果中小企業連雇用員工都成為「難以承受之重」，如何奢言研發、人才培育、物流中心或營運總部？
猶記得，去年初金融海嘯方興未艾之際，政府義無反顧出手援救國內四家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 (DRAM)廠商，甚至請來聯電榮譽董事長宣明智主持台灣創新記憶體公司 (TIMC)，就是為了搶救這四大公司旗下的數萬名員工。
相形之下，為數眾多、雇用員工龐大的中小企業，在前年金融海嘯重擊下的危急存亡之秋，政府又伸出了哪些援手？提供了哪些協助？難道只是因為中小企業不會吵？不會鬧？不會大張旗鼓要求政府紓困？
更別提，從82年到97年期間，根據財政部估算，促進產業升級條例每年針對大企業減稅超過千億。但以近六年中小企業雇用人數每年平均增約13萬人估計，就算全數補助，一年金額也不及150億元，很顯然，政府就算有心想要「圖利」中小企業，格局與規模也微不足道。
~~ 發表於2010/4/11聯合報 ~~
我並不想討論產創條例中複雜的租稅優惠，留給經濟部與財政部官員傷腦筋；我比較想探討的是有關產創條例第20條之1的增修條文－「中小企業增雇一定員工，中央主管機關得給予補助」的規定。
該條文自經濟部研擬之初，就引發社會各界大肆批評，認為政府不宜將這種短期的「救失業」權宜之計，堂而皇之地明定在法律當中，又適逢五都選舉在即，更是坐實在野黨永不間斷的綁樁、買票之議。
但持平而論，國內中小企業向來對於穩定社會就業安定，具有居功厥偉的效果。
根據主計處最新的工商普查資料發現，我國中小企業涵蓋的就業人數占總就業人數的比率高達76.6%，其所生產的財貨總值雖然遠比不上所謂的「全球前五百大企業」，但他們所生產的每一分一毫、所創造的就業人數，甚至是每年繳交的稅負，都是扎扎實實貢獻在台灣境內，對於我國整體經濟成長與財政健全的助益，其實是遠高於大型跨國企業。
或許會有人說，「產業創新條例」的本意是希望促進國內投資及帶動產業升級發展，只要符合資格者即可適用相關租稅優惠，無須特地為中小企業量身設計。
但仔細翻開產創條例的四項租稅優惠範圍，不論是研發、人才培育、物流中心或營運總部，非達一定規模的大型企業都無法符合資格，這樣的設計對中小企業來說，無異是「看得到、吃不到」，「口惠而實不至」。
邏輯上來說，想要扶植任何企業成長都必須審時度勢，在關鍵時刻提供關鍵支援，以成就企業日後壯大的可能契機。所謂的「關鍵時刻」最有可能出現在企業草創之際，或是如金融海嘯般百年難遇的經營危機；而「關鍵支援」就是由政府提供反景氣補助，幫助其度過財務困難的慘澹時期。
也因此，產創條例第20條之1，就是希望將這種發揮「臨門一腳」的關鍵角色，明定在法律之中，並賦予主管機關是否決定補助的權力。
更何況，如果中小企業連雇用員工都成為「難以承受之重」，如何奢言研發、人才培育、物流中心或營運總部？
猶記得，去年初金融海嘯方興未艾之際，政府義無反顧出手援救國內四家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 (DRAM)廠商，甚至請來聯電榮譽董事長宣明智主持台灣創新記憶體公司 (TIMC)，就是為了搶救這四大公司旗下的數萬名員工。
相形之下，為數眾多、雇用員工龐大的中小企業，在前年金融海嘯重擊下的危急存亡之秋，政府又伸出了哪些援手？提供了哪些協助？難道只是因為中小企業不會吵？不會鬧？不會大張旗鼓要求政府紓困？
更別提，從82年到97年期間，根據財政部估算，促進產業升級條例每年針對大企業減稅超過千億。但以近六年中小企業雇用人數每年平均增約13萬人估計，就算全數補助，一年金額也不及150億元，很顯然，政府就算有心想要「圖利」中小企業，格局與規模也微不足道。
~~ 發表於2010/4/11聯合報 ~~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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